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王子晨在《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4年第2期上發(fā)表題為《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的文章中指出：

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是指為全方位規(guī)制行政活動以保護信賴利益，信賴保護原則針對不同類型的行政行為發(fā)展出不同內容的制度約束的過程。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不僅是信賴保護原則發(fā)揮理論實效的內在需要，還是信賴保護原則基本原則地位的配套表達。

根據是否以行政程序法律規(guī)范為媒介建構信賴保護原則下轄的具體制度，可以劃分出兩種模式：法律原則模式與程序立法模式。法律原則模式即信賴保護原則直接作用個案，依托案例開展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程序立法模式即通過制定行政程序法律規(guī)范的形式實現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兩者由此構成信賴保護原則具體化議題上的一級分類。就行政程序立法是否對不同的行政行為類型作出區(qū)別對待（尤其在保護程度方面），還可對程序立法模式作二級分類，即差別保護立法模式與一體保護立法模式。相較程序立法模式，法律原則模式更能夠保持信賴保護原則基本內涵的要義與權利理論的內核，但同時也更加依賴本土的判例法資源。相較差別保護立法模式，一體保護立法模式在信賴利益的存續(xù)保護上強度更大、范圍更廣。

經梳理實現信賴保護原則具體化的模式，并將之與大陸法系國家、地區(qū)的法治實踐結合起來可得，我國目前已經具備進入法律原則模式的各項基礎條件，且發(fā)展法律原則模式與追求一體保護立法模式并行不悖。通過發(fā)布關于信賴保護原則的總結性指導案例，并對有關案例進行合理的匯編和梳理，司法和學理可以攻克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化課題。

對信賴保護原則具體化及其模式的關注不僅有助于指引我國法治實踐，同時也有助于進一步澄清信賴保護原則的理論定位。第一，信賴保護原則是權利理論。信賴保護原則具體化的過程，即信賴利益保護理論向行政變更行為制度轉化的過程。在具體化的過程完結后，信賴保護成為依法行政（實質合法）的內在要求之一，以依法行政原理對行政活動作主要規(guī)制（依法變更即等于未侵害信賴利益，違法變更即等于侵害信賴利益），以信賴保護原理對行政活動作輔助規(guī)制（信賴利益于利益衡量部分發(fā)揮作用）。第二，信賴保護原則是基本原則。既有研究當摒棄“適用范圍”的表述，代之以“具體化”。立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實定法化并不就此構成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范圍界限。在未實定法化情形，信賴保護原則可以法律原則的形式直接作用于個案，約束行政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