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浩

電視劇《我是刑警》，憑借真實案件改編、精彩劇情與深刻人物塑造，生動呈現中國刑警的工作與生活。從法哲學視角進行剖析，該劇對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展現與探討意義深遠。

在《我是刑警》所呈現的諸多案件偵破進程中，刑警群體對程序正義的恪守一以貫之，深入且全面地滲透于執(zhí)法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以西山礦案為例，警方在案發(fā)現場，嚴格依照現場勘查的程序要求，有條不紊地開展物證收集、記錄與封存工作。從提取彈殼到采集血跡樣本，每個細微環(huán)節(jié)都精準推進，不容絲毫差錯。這一過程通過嚴謹操作，確保證據來源合法可靠，為后續(xù)案件偵破與審判筑牢基石。這種對證據合法性的嚴格要求，是程序正義在證據收集領域的集中體現，維護著司法程序的純潔與公正。同樣，在“張克寒連環(huán)持槍搶劫殺人案”這一長達8年的偵查歷程中，刑警們始終遵循法定偵查程序，深刻體現了程序正義對權力行使的規(guī)范與制約，確保偵查權在法律框架內有序運行。

劇中的審訊場景同樣生動詮釋了程序正義。刑警審訊犯罪嫌疑人時，以法律為準繩，充分告知其應享權利，保障其基本人權，即便面對窮兇極惡的罪犯，他們也堅守法律程序底線，確保審訊過程合法公正。通過公正合法的審訊程序，讓犯罪嫌疑人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對待，使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得以實現。

在《我是刑警》所構筑的刑偵敘事體系中，刑警群體對于實體正義的追求呈現一種矢志不渝的執(zhí)著，而查明案件真相無疑構成了這一追求的核心要義。實體正義，作為法哲學視域下的重要概念，強調法律裁決在內容上的公正性，要求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精準無誤，進而使法律后果與行為的性質和程度相匹配。

劇中，刑警們以無畏艱難的職業(yè)精神，投身于對各種案件真相的探尋。在此過程中，他們對細節(jié)的把控達到了極致，現場的任何蛛絲馬跡，哪怕細微如塵埃，證人敘述中的點滴線索，哪怕隱晦如微光，皆成為他們通向真相彼岸的關鍵指引。這種對真相的執(zhí)著探尋，本質上是對實體正義核心要求的踐行，旨在確保真正的罪犯為其罪行承擔應有的法律后果。

正義的最終實現，是實體正義追求的具象化呈現，亦是刑警群體職業(yè)使命的深刻彰顯。劇中的秦川等刑警，在面對層出不窮的困難與阻礙時，始終如一地堅守對正義的信仰，將實現正義作為不懈奮斗的目標。以東林案為例，刑警們借助先進的DNA技術展開全面排查，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克服了諸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最終，成功鎖定兇手，讓受害者得以安息，使正義得以伸張。這一情節(jié)深刻體現了實體正義所追求的結果公正，即通過精準的法律適用，讓犯罪行為受到與之相稱的懲處，從而維護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與公平。

在《我是刑警》的劇情演進過程中，部分案件的關鍵證據因技術手段匱乏而獲取受阻，或已獲取的證據因不符合特定程序規(guī)范存在合法性瑕疵，對案件偵破與后續(xù)起訴、審判造成挑戰(zhàn)。如高建設被殺案，彼時天眼監(jiān)控系統(tǒng)尚未普及，科技偵查手段有限，案件4年未獲突破性進展。盡管刑警憑借經驗與初步線索堅信犯罪嫌疑人罪行，但因缺乏充分合法有效的證據，難以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凸顯了程序正義對實體正義實現進程的限制，表明程序的剛性要求有時會與實體正義的即時達成產生沖突。

然而，《我是刑警》并未僅停留在展現沖突，更通過細膩的劇情呈現了刑警群體在困境中對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平衡所進行的積極且富有成效的探索。隨著科技迅猛發(fā)展，刑偵領域迎來諸多先進技術，如DNA檢測技術的精準化、監(jiān)控分析手段的智能化以及大數據應用的廣泛化等，為刑警在司法實踐中尋求兩者平衡提供了新契機，刑警借助這些先進技術，能更高效合法地獲取證據，有力推動實體正義的實現。這不僅彰顯了科技在刑偵工作中的強大力量，更實現了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有機融合與統(tǒng)一。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